永赤子 许其澧

现在，我们内外交困。奥运在即，却面临经济、民生和政治的重大难题。困境中的我们，自然会焦虑、躁动，内心都要求突出重围。尤其是年轻人，已经行动，尝试改变。尽管感性多于理性，仍不愧是爱国青年。
国内外媒体报道说，中国产生了“新爱国主义”，并认为“新”在不仅是自上而下的策动，还是“自下而上”。我都打心底自认是爱国者，但我不能赞同这种说法，决不苟同。

不是今天才有“自下而上”

中国历史上，一直都有自下而上的爱国行为。从中国历史最早的准确纪元，公元前 841年（西周共和元年）就同时开始了。这一年，中小贵族、士、平民和工商业者一起，发动了“国人暴动”，赶跑了残酷的周厉王。这也是准确记载的最早的“自下而上”的爱国行动。
很多人看过《墨攻》还有印象。墨家都是些身份低微的劳动人民，虽有到各国做官，显然不算王公贵族。那他们四处奔走，企图阻止诸侯战争的爱国行为，算不算“自下而上”？

事实上，爱国行为都是由自发、自觉和策动交杂在一起的，不存在纯粹的策动。所谓策动，也是因势利导，不可能凭空造出个大事来。
1919年的五四反帝大游行就是如此。优秀分子，尤其是后来我党的主要领袖，起了关键作用。但也是在新文化运动乃至清末民初的大时代背景里，时局有这种需要和动能才行。

我自认为，我也算是个爱国者。读大二时，有幸参加了1999年的反美游行队伍。刚走出校门，就开始下起大雨，温度降了很多，但丝毫不影响反美的热情，就这样从学院路一直淋到武林广场，也没见谁回去拿伞。我认为，当时许多同学都心怀愤懑，有的人不自觉地踹墙壁、拍桌子。后来学生干部出来了，把每个人的愤愤集中起来，形成了各地的游行队伍。
其实，在此后不久的暑期，学生们熄灯后，纷纷从楼上往下砸热水壶、脸盆等发得出响声的东西，以抗议学校的供电政策。最终， 23点后得以继续供电，以便使用电脑和吹风扇。所以，学弟学妹们应该珍惜老一代学长的劳动成果
依我个人习惯，挥手幅度和喊声比别人小，这为自己留下额外的思考空间。2005年的反日浪潮，没有参加。今日，我也没去抵制家乐福。我认为，没走上街头，不等于不爱国。

 （待续）

在大多数情况下，市场的供应和需求会围绕着一条平衡线波动，时而供过于求，时而供不应求，但都不会偏离太远。

学理工的我，没系统地学过经济学上的需求曲线。不过，却为它所折服，因为在市场和经济学以外，也一样显得美妙。

每个时代，都有一定的政治需求。历次的改朝换代，都是政治需求。晚清需要改革，却存有太多私心，所以没改好，人们转而呼唤革命强人。

时势造强人，强人造时势。但是强人做了该做的事情以后，也终要被人们抛弃，人们转而需要更善良、温和的领袖。下一波行情到了，强人才能重新上阵。

呼唤制度化的好人、善人

2008年，温良恭俭让的马先生当选台澎金马的总统（注：咱不是官方文章，为叙述方便不加引号了，也无关立场）。虽然许多人批评马的能力，不粘锅，不敢任事。这不，还没正式上任呢，党内就开始“扯后腿”了，考验着他的能力。

但是如果从供需平衡的角度来看，一点不意外。台湾不再需要政治强人，而转而需要好人了，也就是他们眼中没有严重的品德瑕疵的，能力可以不用太强。

他们有理由这么做，有条件、有保障。因为，已经有一套适当的制度在过去一二十年内建立了，而且行之有效。经过蒋经国、李登辉和陈水扁几任政府，确立了强有力的社会监督和首长负责制度。事情不好好做，或者做得不够好，那就下课。想要自肥，没门。即使贵为总统也要承受舆论的批评，最后还要跑过去跟人家说，你们可以公开批评我，但是，我还是不能把你们关掉。

正如当年，美国人选出了笨笨的，还时常创造“新词汇”的小布什，还让他连任了。其实，另外换一个一样普通的人到这个位置，一样做得好，因为有制度保障。

强人推动改革

李登辉、陈水扁等一系列风云人物，都是强人一类。勇于任事，不怕你骂我黑金，让你红衫军也冲不倒。历史上，正是这类强人在必要的时候，推动了台湾的政治改革，并顺势建立起了一整套更合理的制度。

应该没有人会相信，一位好好先生能够做好改革。假如30年前，推动大陆经济改革的不是军事强人小平同志，真的不能想象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强人政治所引发的一些副作用，确实是历史应该承担的。

还是这个马英九，台澎金马需要他这个好人，是不是已经可以高枕无忧，不用强力做事了呢？不是。经过蒋、李的几番动作，国民党还远未合格，整个国民党还要马先生大动手术。这或许正是马最大的难度所在，一方面台湾人要他好人的一面，另一方面国民党却需要他扮演铁面角色。考验啊！

强人很容易走向反面

网上见过有人从阴谋论的角度评论说，阿扁是所谓的“反面操作”。是否真是如此，从有限的资料分析不出来，不予置评。但是，强人的确很容易走向反面。

阿扁很可惜。立委任内的问政，市长任内的执政，都可圈可点。此外，也坚守着一系列制度（不是全部）。可惜在高位时加剧社会对立，还爆发了相关人的不大不小的贪腐一事，最终引来人们的强烈不满，求之下台而后快。

昔日，袁世凯也是这样的强人。尽管对满清来说有点“首鼠两端”，但是推翻满清，他功不可没。在政治上，也确有不少可取之处。可惜的是，他还没充分发光发热（为改革保驾护航），就已经走向了反面。皇帝梦破灭之后迅速陨落了。

强人的政治过程中，总会留下很多遗憾，给很多人造成损害，这些都需要后来者通过制度化去修补、弥平。就如大陆的学潮受害者，国企改革中的下岗工人，剪刀差下的农业人口，还有台湾的二二八受难者，外省人等等。

强人的言论，往往也是很偏执的，是像“两个凡是”这样没有商量余地的肯定句，甚至是祈使句式的命令。在当时条件下是对的，时移事易，就会显出它的武断和弊端。“要想富，先修路”，号召力很强，但同时也往往留下了拆迁、征地的瑕疵。“少生孩子多养猪”式的口号，在计生工作中很直白、有效，从计生系统外来看却是多么的不人道！

所以，强人及其强势政策在一定条件下就要调整，避免走向反面。

强人的历史使命

一个政治强人，如果不着重建立合适的制度保障的话，那他就不是合格的强人，甚至可能走向身败名裂。

那么，强人的历史使命是：不惜代价，建立起行之有效的制度，而且自己率先尊重它，然后完成任务，默默退出。剩下的，就交给后面的“好人”善人吧。

只有当制度偶尔出问题的时候，有必要的话，你再站出来亮下相。比如说，一系列无为的总统导向了危机，就有罗斯福出来推动新政。别担心，当人们习惯制度化以后，需要强人的时候肯定会有强人。

我赞同不同的国情要有不同的更适合的制度设计，也就是特色。但是，我们也不会为了特色而特色。

从各方面学者分析和民间议论来看，我们还有很多制度并没有健全。更准确地说，是还不能行之有效。强人们，继续努力吧！在需求平衡转变之前完成艰巨的任务。